我曾经有一位很优秀的学生，名叫曹轶夫，祖籍江西，现在香港浸会大学攻读商科硕士。若是他将来飞黄腾达给母校捐款建楼，命名为“轶夫科技楼”的话，那么，的确可以翻译为“Yifu Building of Science & Technolgy”。当然前提是，轶夫同学没有移民出国更名改姓。
然而，“逸夫科技楼”并不是轶夫同学捐建的，而是香港电影大王、邵氏影业创始人邵逸夫先生捐款建立的。在香港，居民身份证上的姓名部分，允许加入英文名，而且具有法律效力，属于正式注册的英文名。
而我们的“所谓”英文名，大多是英语课上，老师给随便起的，并没有法律约束力。而我们的“真正”英文名，其实只是我们姓名的汉语拼音而已。
在专有名词翻译中，有个极其重要的原则，叫做“名从主人”原则，这对于人名和地名来说，尤为关键。一旦“主人”有正式、官方、固定、常用的源语／目标语名称，译员必须遵从，不能自译。
那么，邵逸夫的“官方／正式”英文名是什么呢？
答案是：Run Run Shaw.
是的，你并没有看错。
小白同学：“啊？跑跑？邵先生和“跑跑”有啥关系”？我只听说过“范跑跑”啊！
其中有何典故呢？
邵逸夫原名邵仁楞，“仁楞”的粤语发音为[jan4] [ling6]，他嫌“楞”字的发音很多人不会，便自行改别号“逸夫”：“安安逸逸是好事啊”。他的英文名字，还是沿用原名“仁楞”的译音“Run Run”，全名就是“Run Run Shaw”。
Run Run这个译名总令人联想到“跑呀跑”。相传，邵逸夫年轻时，曾当办公室助理，上司总在他面前大叫“Run Run”，叮嘱他办妥工作。另传，他年轻时曾抱一盒盒胶片“走画”，即骑电动车将胶片送到不同戏院放映，一天到晚“Run呀Run”。
不过，邵逸夫曾告诉黄沾，说这两个故事都是虚构的，Run Run只是译音而已，没其它意思。
从现实的角度讲，在由英文这门语言所构建的世界中，并不是一位叫做“Yifu”的慈善家，捐建了这座楼，自然也就不能这么翻译了。
或者，更严格的说，这其实不算真正的“翻译”。就像双语同时起草撰写的《香港特区基本法》一样，两种语言的版本有着完全等同的法律效力，与其说“翻译为”英文版，倒不如说是“查到并写出相应的”英文版。
请看几个实例：
香港城市大学恰好有个逸夫图书馆，香港作为一个“两文三语”的社会，那里的译文是很好的参照，而且，那儿也是邵逸夫先生创造辉煌之地。
下面是香港城市大学邵逸夫图书馆官方主页的两幅截图，分别是繁体中文版和英文版：
下面的照片，是这个邵逸夫图书馆的入口：
邵逸夫圖書館 | Run Run Shaw Library
这张是香港大学的邵逸夫教学楼：
RUN RUN SHAW TOWER｜逸夫教學樓
下图是香港理工大学的邵逸夫体育馆，这里的英文是简称。此情况下的简称，要保留姓氏，而非名：
SHAW SPORTS COMPLEX ｜邵逸夫體育館
下图是浙江大学邵逸夫医院，这个翻译是最完整的版本，加上了Sir这个“爵士”头衔：
邵逸夫醫院｜SIR RUN RUN SHAW HOSPITAL
不过，如果你以为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那么，你可能还需要多一点儿耐心。故事到这里，并没有结束！翻译，绝不是简单的文字游戏，还有许多文本之外的因素需要考虑。
以此为例，如果译文只是为了放到建筑物的门牌上，或是写入正式的文件中，这个“逸夫”无疑要用“Sir Run Run Shaw”或“Run Run Shaw”或“Shaw”。
但如果不是用在这些场景中呢？
翻译除了考虑文本本身的含义之外，很多时候还要考虑其语用功能，也就是语言用于实际生活中所起的作用，比如交际、指示等一些实际语境中的功能。
打个比方，中方人员到外方公司谈生意，外方办公室有空调但没有开，中方领导在会谈之间不经意的说：“哟，这屋里好像挺冷的呢”。如果你是外方的译员，除了直译之外，是不是可以叫同事把空调打开呢？简单地说，“屋里冷”只是文本含义，“开空调”就是可能要实现的语境功能了（请注意：是“可能”）。
请思考：此图（方位指示牌）为何需要英文版本呢？
当然，这是“模拟联合国”，英文是联合国的主要工作语言嘛，或许这次活动的工作语言就是中英文两种。除此之外，可能至少还有两大功能：[1]彰显会议的“高大上”；[2]给参会的不懂中文的外籍学生指引方向。
功能[1]不太需要讨论，如果真的是为了“高大上”，“Sir Run Run Shaw”不知高到哪儿去了，显然是首选。因此，功能[2]的可能性更大些。
想象一下，当留学生到达校门口，想问路“逸夫科技楼”怎么走的时候，显然“Yifu”的版本要比“Run Run Shaw”高效的多。即使不懂英文的清洁阿姨，听到声调错乱的“姨夫／衣服／一幅／伊芙”，或许都可以为其指路。
根据德国翻译理论家莱斯(Reiss)的翻译文本类型学，这属于三大文本类型／功能中的Operative类型文本，目的是唤起受众的特定反应：即，顺利走到会场所在地。按照莱斯的理论，对于这种文本类型/功能，文本自身的信息是次要的，文本所要促成和实现的最终目的，才是最最重要的。
因此，从这个角度讲，此翻译，在这个特定的情况和目的下，确实可以相对更好地达成这个目的。如果留学生参会者的会务手册或是参会地图上，就是Yifu的话，那这里也一定要相对应，保留Yifu。如果仅仅为了达成引路功能，用Yifu Keji Lou，或干脆就是Keji Lou（此为最常用叫法），甚至更加高效。
就像许多在武汉读书的外国留学生，他们讲英文的时候，也经常真自然地夹杂着“Wuda”、“Huake”、“Huashi”、“Dida”。我曾经有幸接触过几位北京大学的外国专家，他们张口闭口也经常是“Beida”。
当然，再次强调，就此例而言，在官方和正式场合／语境中，要考虑的因素显然就不同了，译法也要相应变化。如果想兼顾正规与实用，中文、正规英文和拼音这三者的并列，其实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
嗯，罗嗦了这么多，想必你已经深深地领悟了其中的道理和奥妙。类似的例子太多太多，今天不赘述。在此特别感谢曹轶夫同学友情演出。祝你期末考试顺利！
将来有一天，曹轶夫同学捐款的楼建成了，Yifu Building和Run Run Shaw Building，这两个不同的名称，恰好可以告诉我们，这栋楼的落成该感谢谁。“轶夫”还是“逸夫”？这不是个问题啦。不过可以预见，有些邵先生的贡献，可能会被不小心记到曹先生的名下哦。你说是吧？
轶夫加油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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